不知不觉中越剧走过了100年。在这片声音与色彩汇成的灿烂星空中,有些巨星陨落了,有些还在闪耀。袁雪芬,就是这样一颗依然夺目的星

辰,用光和热,燃烧着夜空。100年,对于一个人而言,显然太久;对于一个剧种而言,不免年轻。100岁的越剧,85岁的袁雪芬――袁雪芬老了,但她以生命与之相依的越剧依然鲜活。无论是昨天、今天还是未来,袁雪芬的精湛技艺和高洁操守,将永远是构成越剧光芒的动人部分。

此刻,袁雪芬坐在观众席中,气定神闲。舞台,耀眼无比。上海戏剧的“牛耳”――白玉兰表演艺术奖评选,正在进行。身为这项奖的评委会主任,连续20年,看着一批又一批新人,从鲜花与掌声中摘取幸福,她的心是愉悦的。事业无止境,生命却有限。没有什么,比自己所钟爱的事业,被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光大,更紧要、更心悦。

她没有想到,全场的聚焦点,这时会从舞台转向她。在主持人的再三邀请下,她才起身,惶惶走上台,一次又一次向观众鞠躬。她说:“获奖令我诚惶诚恐。一项事业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,我站在这里只是一个代表。很多为越剧作出贡献的人今天都没有到场,我在这里再一次向他们鞠躬。”从来把这项奖评给别人的她,今天获得了组委会给予她的大奖――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。她当之无愧。

1942年的越剧改革,在越剧发展史上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而改革的发起者就是袁雪芬。袁雪芬出生在浙江嵊县农村,父亲是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。11岁那年,在母亲的支持下,被生活所迫的袁雪芬,瞒着父亲,到邻村的戏班子学戏。在藤条和竹片的抽打下,6个月后袁雪芬和姐妹们就上台演戏了。很快,袁雪芬唱红了,挑起了大梁。

1938年,16岁的袁雪芬随戏班来到上海。演戏之余,她经常去看话剧、昆曲、京剧、沪剧,还有电影等等。灿烂的姐妹艺术,开阔了她的视野,萌动了她改革越剧的心。有一次在兰心大戏院看话剧《文天祥》,她被深深感染了。1942年的上海,正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。话剧,竟然能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,演出这样的好戏,越剧为什么就不能?那时的越剧,多为“幕表戏”,即没有剧本,没有舞台布景,没有规定服装,由师傅向演员说一下大致的剧情,演员在台上即兴编造。有时,台上台下对讲,言词很肮脏。台后更是混乱,演职员工说说笑笑,地痞流氓进进出出。袁雪芬早就厌烦了这一切。她感到,越剧如果想像话剧那样,不仅戏的内容好,演得也真切、自然,必须改革。

不久,好姐妹马樟花逝世,袁雪芬悲痛万分。加之长期辛劳,她得了肺结核病。身心俱伤的袁雪芬愤然离开舞台,回到家乡。休息了没几个月,上海几个剧场的老板纷纷邀她去演出。她提出了要求:“回去演出可以,但必须改革,要像话剧一样,有固定的剧本,有正规的舞台布景和服装,聘请编导,建立演出制度,用油彩化妆。”老板犯难道:“这样要增加很多开销,编导人员的薪金无法发给。”袁雪芬回答:“我演主角,就从我的薪水里拿。”这样,袁雪芬回到上海,从自己薪水中拿出十分之九,在大来剧场实践着她的“改革梦”。

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,被请进袁雪芬的戏社,专事编、导、舞、音等工作。改革演出的第一出戏是《古庙冤魂》。紧接着,《雨夜惊梦》、《雪地孤鸿》、《天上人间》、《木兰从军》、《断肠人》、《香妃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绝代绝后》等新创作和老戏新编的戏,一出接一出登台上演。这些新戏,反封建,表现民族精神,渲染爱国思想。袁雪芬率领她的雪声剧团,通宵排戏,日夜两场演出,累得不行,钱也比其他戏班拿得少。但是,大伙儿心甘情愿,相互鼓励,相互支持。

在向话剧和昆曲学习的过程中,袁雪芬越来越感到,越剧原有的音乐唱腔太贫乏,无法表现人物情感和性格,必须创造出更多的本剧种曲调。在排演《香妃》时,有一场戏,她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演,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,哭出了一个长腔。台下的观众被她如泣如诉的哭腔所感染,一个个泪流满面。这个唱腔后来被定为“尺调”。在逐步完善后,成为越剧的主调。“尺调”的出现,又使越剧出现了丝弦、流水等各种板式。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:“昆曲有‘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’的说法,在越剧也有‘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’的事实。”

一切新生事物,在出现的初期总会有不同声音。越剧改革自然“逃”不过这一关。但是,越来越多的同行和观众认可这场改革,越剧逐渐形成融编、导、舞、音、美为一体的艺术体制,在发展史上掀开新的一页。

今天,回忆这场改革,袁雪芬说道:“除了有一批立志改革、勇于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外,可以形象地说,昆曲和话剧是越剧改革的奶娘。”

1946年初的一天,在舞台化妆间,编剧南薇拿出一本杂志给袁雪芬看。里面刊有一篇分析鲁迅先生小说《祝福》中祥林嫂形象的文章。南薇将《祝福》一句句念给她听。她被深深打动了,立即说:“你赶快把它改编出来,我一定演好它。”

要改编必须征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同意。袁雪芬和南薇来到霞飞坊许广平的住宅,当听说要把《祝福》搬上越剧舞台时,许先生有点惊讶。她说:“绍兴越剧演的都是公子小姐,《祝福》没有爱情,又没有好看的打扮,观众要看吗?再说,现在看鲁迅的书都要被戴‘红帽子’,你们演鲁迅的作品,当局会同意吗?”袁雪芬说:“只要有意义的戏我们都演。我们改编《祝福》,就是希望祥林嫂的命运在现实社会中绝迹。”许先生欣然同意了。

一个多月后,《祥林嫂》上演了。公演前,袁雪芬特意安排了一场彩排。许广平先生还邀请胡风、田汉、于伶、欧阳予倩等文艺界人士观看。第二天,上海各报都刊发了演出消息,田汉、于伶先生还将袁雪芬请到住所,热烈赞扬了这出戏。没想到,一出《祥林嫂》,竟惹怒了势力。袁雪芬接二连三遭到,有人向她扔粪包,有人拿枪威胁她。不得已,袁雪芬宣告:暂时告别舞台。许广平先生知道后,十分气愤,以“景宋”的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题为《慰袁雪芬》的文章。许先生写道:“暂时休息一下也好,中国需要您这一位有灵魂的好女儿,人民需要您这一位热诚为公服务的艺术家。等着吧,不久大家就会起来敦劝您重返舞台的。”

1948年,越剧《祥林嫂》被拍成影片,在全国各地上映。1949年,在第一届全国文化会上,《祥林嫂》受到了表扬。回到上海后,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同志,向袁雪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。总理认为,这出戏受到表扬,是因为在国统区改编鲁迅作品很不容易,但是,戏本身还有许多缺陷,希望好好改改,要把鲁迅原著的精神体现出来。袁雪芬大受鼓舞,找来鲁迅作品,一本本阅读。1956年,《祥林嫂》进行较大修改,去掉了当年为迎合观众随意加上去的一些线索,保留鲁迅名著的原貌。1962年,《祥林嫂》再度修改,进一步揭示出夫权、族权、政权、神权对祥林嫂心灵造成的伤害。1977年,《祥林嫂》又作了一些修改,第4次公演。从“”中走出的袁雪芬,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在演到祥林嫂捐了门槛回来,以为自己又有了做人的权利时,她想到自己所遭受的灾难,泪水夺眶而出,嘴角眉梢处闪现出一丝苦笑。四演祥林嫂,每次都不一样,一次比一次更合乎人物性格,更接近原著精神。那么,袁雪芬是否满意了呢?不。她说:“还有许多遗憾。我是幸运的,能够碰到祥林嫂这样好的角色。祥林嫂是一个值得花毕生精力去塑造的艺术形象。”

旧中国,演员被称为“戏子”,谁都可以来欺侮你。1947年5月5日的文汇报上,刊登了一封给编辑的信:《越剧女演员,满纸伤心语》。信中写道,学戏时,受班长师傅的支配,随他们高兴,有时一二年学不到一个戏,打骂倒是有你的份。后场、拉琴、敲鼓、值台、大衣,也会用不同手段欺侮你。长得好看一点的,他们就对你很照顾,目的是把你当玩物。即便唱红了,妒忌、破坏,都会来摧残你。戏子,不但要请客,还要拜客。可怜我们这些唱戏的人,要奉养父母弟妹,还要置办戏服,哪有钱送礼?信的最后写道:“我们这小圈子里,尽多一些卑鄙无耻的人。我们敢怒不敢言。请编辑先生把这一段披露出来,我们许多姐妹会感谢你的。”最后署名:“一个小演员”。

这个“小演员”就是袁雪芬。袁雪芬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。当年,父亲不同意她学戏,希望她清清白白做人。到了大上海后,各种很多。有些女演员拜干爹干妈,唱堂会,靠势力走红。袁雪芬不为所动。相反,穿青布衣,吃素食,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,拒绝各种应酬。有一年,宋美龄到沪,想看袁雪芬的戏。有人来叫袁雪芬去宋美龄府上演出。袁雪芬说:“我从来不唱堂会。任何人要看我的戏,请到剧场来。”1947年底,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十姐妹演出《山河恋》。谁知,被当局勒令停演。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过生日正在唱堂会。有人向袁雪芬建议:“你到杜月笙那儿唱一次堂会,然后请杜月笙向当局说一下,事情不就解决了?”“我不去。”袁雪芬连想都没想,一句话就把人家堵了回去。

“”中,袁雪芬前后被批斗了500多次。派让她低头,她偏不。派要她承认这承认那,她就顶撞。这样,往往吃更大的苦。她被抓走的那一天,小儿子生下来才18天。等到从牢房出来,儿子7岁了。回家的那天,袁雪芬的母亲牵着外孙的手,指着袁雪芬说:“这是你妈妈。”儿子扑上去,哭着说:“妈妈呀,我要死了。你是大反,我是小反。”整整7年,她没有流过泪,无论受到怎样的毒打。她总是想,我不能死,我死了,再也讲不清楚了。中国,不会永远在他们手里。而这一刻,她再也忍不住了,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

雨过天晴。今天,袁雪芬仍保持着一份清贫。她没有专车。有公务时,单位派车来接。平时出门,有时打的,有时坐公交车。有一次,去上海大剧院看戏,回来时打不到车,也没有直达公交车,她就一路走了回来。曾经,也有好几个老板要送车给她,被她拒绝了。她说:“无钱一身轻,物质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人,要自尊自爱,不要自轻自贱。”

认认线年代就与袁雪芬合作的范瑞娟,也是一位出众的表演艺术家。风雨走过一个多甲子,说起袁雪芬仍很尊崇。在一次座谈会上,范瑞娟说道:“雪芬大姐有一句名言:‘认认真真演戏,清清白白做人。’这句话正好概括了她的艺术道路。她演戏认真负责。在她的带动下,后台鸦雀无声。她总是早早到场,化妆后静在那儿。我开始不知道她是在酝酿情绪,还怪她不理人。她演戏很有感情,不但观众感动,还感染舞台侧旁的伴奏人员。她演《断肠人》中的唐蕙仙时,操琴的师傅也是边拉边掉泪。她在舞台上气质好,很有修养。这和她认真演戏,长于人物塑造分不开,也和她日常严肃的生活态度有关。”

“带戏上场”,这是袁雪芬常说的一句话。每次上场,她总是从舞台后侧几米处就开始走步。前几米,观众是看不见的,等到进入舞台,她的台步、形体动作就十分自然了。1977年,被摧残后的袁雪芬复出,第4次演《祥林嫂》。身心俱伤的她演不动全场,只能演后半场。但她不是卡住时间才来,而是在开场时就到了,化妆后,在舞台一侧静静看前半场的演出,融入角色中。这样,自然地接戏上场,给观众没有换演员的感觉。每一次演出,化妆后,她总是站着。就是在换场或候场时,她也不坐。她说:“演出时,一定要集中精力,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角色中。”每演一场戏,袁雪芬不是演过就算了,而总是在想,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。袁雪芬经常观摩其他剧团的戏,从中汲取长处,为越剧所用。有一次看朝鲜访问团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演出的一出戏。剧中,在展现钢水奔流场面时,两条洪流从舞台两侧直泻而下,非常壮观。袁雪芬想起了《白蛇传》中《水漫金山》一折,如果用水袖来表现,一定也很好。

岁月已将当年英气勃勃的改革名将,“摧残”成衰弱的老人。但是,她那颗跳动的心,仍属于越剧。袁雪芬至今还是上海越剧院一名在职工作人员。剧院每有新戏排演,她总要到场指导,剧院一些大事,也总向她请教。她说:“我终身不退休,为越剧工作一辈子。”她的思维仍很敏捷,每天看报、读书。85岁的她,正在读的是一些艰涩难懂的戏剧理论书。她说:“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。而且,现在的理论很混乱。我想多读一些,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。”

100年的越剧史,袁雪芬走过的就有74年。今天,在鲜花与掌声中,她没有陶醉。她的心中,存有两个希望。20年前,她写有一首诗:“忆昔三千六百天,风雨花朵经考验。堪叹柳絮随风落,惟愿香雪竞争妍。”字里行间,表露了袁雪芬的心迹。她希望年轻人快快成长。今天,这仍是她最大的心愿。她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,看到问题,会毫不留情地指出,有时甚至很严厉。她到后台,看到有的演员在吃东西,有的演员在打毛线,有的演员在说笑。还有些演员,为了卸妆快,只化面部,耳朵后面和颈部都不化。有的演员为早回家,演出途中就脱下戏服去洗澡,将自己的衣服穿在里面,再套上人物服装,散场时,将戏服一脱就走。连起码的劳动态度都没有了,哪还有责任心、事业心?袁雪芬毫不留情地一一指出。她在报上撰文,希望年轻演员培养责任心、事业心。她说:“一个演员的气质,是他平常的思想境界、精神面貌、素质在舞台上的必然反映。”

“一个演员只有先在台下做好人,才会在台上演好戏。”袁雪芬说,今天演员的条件太好了,有编剧编戏,有导演说戏,有作曲配音。也正因为这,有些青年演员失去了自我。过去的一些优秀演员,身段、唱腔等都是自己设计的。因此,在前辈演员中可以看到许多人艺术条件并不好,但却能扬长避短,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流派。今天的演员,应该多提高自己的修养,多演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戏。她说:“繁荣越剧,有众多因素,但人才还是第一位的。”

今天,文艺体制改革正在全国各地展开。这是袁雪芬关心的第二件大事。她说,中国地方戏曲有300多种,它们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。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,地方戏曲对人们文化、思想、道德等的形成,起到重要作用。目不识丁的群众,扶老携幼来看戏。他们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文化,听到了代代相传的忠心、爱国、孝义等故事。但是,她看不懂,很多地方在出台的文化政策中,除了京剧、昆曲以外,保护的都是西方艺术。她希望,在市场化的今天,我们仍要有各种政策,保护我们的民间戏曲。

袁雪芬,浙江省嵊县杜山村人,1922年3月26日生。1933年7月入四季春科班学戏,工青衣、闺门旦,兼学绍兴大班和徽班武戏。1936年初次挂头牌,同年秋在上海参加灌制了女子越剧首张唱片。1938年起一直在上海从艺,被誉为越剧“新后”。1949年7月,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,任表演系中队长。1949年9月,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协商会议,并出席了10月1日开国大典。1950年4月,任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长。1951年3月任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。1955年任上海越剧院院长,1978年底,重新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。1979年参加全国代表团访问日本。1985年退居二线年起担任上海市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主任。是第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届全国代表和第五、六、七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。

■成果解读袁雪芬唱腔旋律淳朴,节奏多变,感情真挚,韵味醇厚,委婉缠绵,被称为“袁派”,为戚雅仙、张云霞、金采风、吕瑞英等一批越剧演员所继承和发展。抗战期间,她演出了《木兰从军》、《王昭君》等表现爱国思想、歌颂民族气节的剧目。1942年发起越剧改革。1946年5月,把根据鲁迅名著《祝福》改编的《祥林嫂》,首次搬上越剧舞台,被称为“新越剧的里程碑”。该剧于1948年拍摄成电影,1978年拍摄成宽银幕彩色影片。在1947年8月《山河恋》联合义演及同年10月筱丹桂之死事件中,袁雪芬同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,遭到势力。1950年初,拍摄彩色越剧影片《相思树》。1952年,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获荣誉奖。1953年与范瑞娟合作主演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,翌年获国际电影节“音乐片奖”;同年,排演了根据王实甫原著改编的《西厢记》,成功地塑造了崔莺莺一角。1955年,缅甸总理吴努授予她金质奖章。1986年以“艺术指导”身份与上海越剧院演出团参加巴黎第15届秋季艺术节,获格诸布尔市、里昂・维勒班市、勒阿弗尔市荣誉奖章和荣誉公民称号。1989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“金唱片奖”。2003年12月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――“表演艺术成就奖”。2006年4月获“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。”

■回声越剧能形成今天的风格,和雪芬同志的创造分不开。她对越剧所作的贡献,是值得载入史册的。她勇于改革的精神,我们要代代相传。

开始学戏时,我一上台就害怕,袁老师鼓励我,指出我的问题所在。同时,她经常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。《西厢记》是袁老师的代表作。有一次,周总理来看戏,她却让我来演崔莺莺。当时,她自己年龄也不大,为了培养我们,让出舞台,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情操啊。

袁大姐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。解放前,她拿出自己的薪金,搞越剧改革。解放后,她一再降低自己的工资。“”结束后,她将自己的全部存款缴了党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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