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,14岁的我因为救场,第一次出演了主角,越剧成了我人生一辈子的主题,迄今已经70年了。越剧传入贵阳,是个偶然,时间更早,是1945年的事。

1945年夏,在昆明搞活动的“浙江越声剧社”准备回浙江,乘车路过贵阳时,被定居贵阳的老乡留了下来。1946年10月,越声剧社开始演出,第一次在省府路一个茶社,半年后转到民众剧场(现河西路)演了半年,接着又转到新声舞台(现大西门市群艺馆)演出。演出的剧目有《王昭君下凡》《方玉娘哭塔》《三度梅》《琵琶记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。多是没有剧本,按老规矩自己编演的路头戏。第一次在贵阳舞台演出的越剧老前辈,分别是沈君芳(男,老生)、余文章(男,花脸)、谢文彬(男,小生)、朱品良(男,青衣)、李月华(女,青衣)、林桂芳(女,花旦)等。越剧团来贵阳演出,让抗战期间逃到贵阳的众感受到了温暖,也让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发现,原来还有这种动听可人的戏剧。

我是浙江人,出生于杭州,原名邵宝庭,父亲原是杭州五芳斋的大师傅,后来在航空学校当厨师。抗战爆发后,一家人随航校到了贵阳,住在图云关。1944年,父亲离开航校,进城在三板桥开了一家名为“知味馆”的小饭馆。母亲经常带我在三板桥一家小剧场看戏,甚至让我临时充当了一个小演员。

越声剧社到贵阳演出后,母亲三天两头带我去看戏,舞台上的扮相和动作深深吸引了我。回到家没事时,我就会搬起板凳椅子当戏台,拿着帕子学着比划甩水袖,父亲觉得演戏不好,但经不住母亲支持,不久,母亲就把我送到越声剧社,拜在了谢文彬门下,谢师父给我改了艺名,从此我就叫邵文艳。

谢文彬是小生,为我说戏,基本功、身段则由师母李月华传授。很快,我就上台了,第一个戏是《盘夫》,因为才13岁,个子小,反而别有趣味,受到观众欢迎,但大多数时候,我还是演配角。

师父师母教的,除了基本功以外,主要是通用的套词,真正学戏,得靠自己琢磨,我就这样找机会观看演出,自己偷着学。虽然学的是青衣花旦,但我任何角色都愿意演,有一次,还自告奋勇补缺,演了老生,获得谢师父夸奖。

1948年,剧社在重庆演出《日月雌雄杯》,演梅妃的演员临时有变故,为了救场,我突击顶上去,观众反映不错,从此开始出演主角,成为当家花旦。

1949年夏,我们在重庆演出的越声剧社人员失散,15岁的我也和谢师父失散,只有跟随母亲在浙江同乡会的帮助下回到贵阳,越声剧社在贵阳的人员也所剩无几,剧社不复存在。

这时,我父亲因为重病卧床,生活来源中断,我便请了一个琴师许百寿拉二胡,一起到小十字竹筒街的茶馆里唱越剧挣钱。

贵阳解放后的第二年夏天,我联系到董文丽、陈佩芳、张小冬、李忠明等6、7个越剧演员,组成了越剧班子,重新打出浙江越声剧社的牌子,在小十字茶馆演出。8月份,改名为黔华越剧社,并请来越剧前辈陈文泉担任社长。10月份,剧社搬到白沙巷口的“老新光茶社”演出。

草创阶段,黔华越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简陋:天幕用蚊帐充当,地毯用麻袋做,服装向其他剧团租借,剧团人员一人分担多个角色。比如陈佩芳,上半场拉二胡,下半场得马上上场演角色。全团收入很低,一起吃大锅稀饭,经常到野外挖野菜。在这艰难时期,我身体力行,鼓舞着大家一起坚持。1951年,我怀孕后,依然坚持演出到临盆生产,孩子未满月就上台演出了,嗓子哑了也不下舞台,靠吴慎芝在台旁帮腔演出。

1954年,省文化局专门拨了一笔钱,让黔华越剧社搬到了不远处汉相街口的一个剧场,成为剧社专属剧场。从此,剧社声誉提高,生活也得到了改善。1953年至1958年,在省市文化局的支持下,剧社派陈文泉到上海,先后请来了黄明君、张明康、钱月华、王跃奎等越剧艺人,充实了剧社的实力,为越剧在贵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4年,省政府派我和其他剧团的几个演员到上海观摩华东地区戏剧调演,通过看了10几部名家的戏,听了好几位名家的报告,学习了斯塔尼斯拉夫的表演和导演方面的著作,让我的眼界大开。1956年,黔华越剧社更名,成立了贵阳市越剧团。

回到贵阳,我吸取越剧名家袁雪芬、傅全香的风格特点,重新创编了传统越剧《庵堂认母》,在1956年的全省戏曲汇演中获得一等奖。接着又创编了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祥林嫂》,演出获得成功。除了这些悲情戏,我还演出了《党的女儿》、《苦菜花》等题材的新编戏,和《武则天》、《金山战鼓》等武戏。

从1951年起,我就开始教授学生,一批又一批,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。虽然因为改制贵阳市越剧团已经不在了,但贵阳的越剧表演团体还在,年轻人还在传承着,我很安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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