戏剧家田汉,“初从大后方到上海来的时候,便去看了一趟越剧,不料一看之后,不禁大为惊诧,因为他几乎不认识越剧了,而和过去的越剧完全换了一副面目,因此,他开始对越剧发生了莫大的兴趣。”(1946年9月19日《大晚报》)

彼时,“新越剧”从大来剧场出发,已历时四年,渐入佳境。1942年开始的越剧改革,开辟了越剧史上一个新的阶段,并对后来越剧的形态、风格确立有深远影响。在改革中崛起的“新越剧”,无论是剧目、音乐、舞台形象还是剧团结构、运行机制,都与原来的女子越剧有明显的区别。

这场“新越剧”改革由袁雪芬挂帅,而那些和她合作缔造“新越剧”的编导们,则堪称越剧界的“盗火者”(普罗米修斯)。

袁雪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:“常有同志问我:当初怎么会搞起越剧改革的?如果用一句简略的话来说,那是因为对当时越剧现状的不满,也可以说是被可诅咒的旧社会逼出来的。”

他们不是内生力量,而是跨界的“异己者”——业余话剧编导与专业美工、音乐工作者以及职员、教师等文艺爱好者。他们或专职或兼职,也有客串的。有的是为讨生活,也不乏端着“好饭碗”的人,为实现“艺术梦”,以越剧作为出口,最终与它缘定今生。

招揽编导等专门的创作人才,为把他们集结起来而建立拥有一定自主性的剧务部,正是越剧改革的一个创举。原雪声剧团编导钟泯回忆,剧务部由编剧、导演、作曲、舞美设计、说明书编辑、电台宣传员、广告设计等组成,构成一条几乎囊括艺术各个环节的生产链,搭起一个具备现代剧团因子的组织框架。在那个戏班普遍依靠“说戏师傅”撑场面(也有个别临时聘请编导)的年代,这无疑是对旧戏班体制结构的重要变革。

剧务部以编导为主导,它是越剧编导制度趋向成熟的一个指标。编导帮助主演选择剧目,协调一度、二度创作,定夺戏的风格样式,遴选演员(如《一缕麻》让头肩小生出演丑行应工的呆大、《祥林嫂》由当家老生扮戏份少属于丑行的卫癞子),主持排练工作,安排演出计划等。正是凭借文化、知识和才气,编导们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,他们是角儿依托的创作主体,是“新越剧”的拓荒者。

因此,建立与编导制密切相关的剧务部对大家有大的吸附力,并在芳华剧团、东山越艺社、玉兰剧团、云华剧团、少壮剧团等头部剧团落地开花。“大中型越剧团三编二导,小型越剧团一般是二编一导。”(引自《上海越剧志》)这说明编导制已经推而广之、开枝散叶,被沪上代表性越剧团的普遍认同、共同遵循。它带来了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,积聚起一支助推越剧改革的生力军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南薇、韩义、于吟、蓝流、吕仲、徐进、钟泯等编导人才为各剧团带去了创作新观念、艺术运作新路子,这为扩大“新越剧”的版图、壮大改革阵营的气势和力量作出了贡献。

袁雪芬选择了跨戏曲的开放型改革路径,对标话剧进行越剧重构。经过搬用、吞吐、杂糅、融合,生成剧种新的基因,转型中的越剧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格局。

这帮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导,他们没有包袱、没有禁忌,以话剧为圭臬,放胆颠覆传统越剧。或许他们还不懂得本土戏曲与舶来的话剧是两种异质的演剧体系,反倒少了一些羁绊,以开放的姿态,将话剧范式尽可能地拿来打造“新越剧”,因此也招来了“话剧化”的诟病。其实,依傍话剧他们算不得第一人,之前就有樊篱等前辈有所尝试,但以狂飙突进般的方式,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革新越剧的则是他们。

“在戏剧形式革新的过程中,文学总是表现出了主动精神。”“新越剧”靠新剧作领跑,它结束了越剧幕表制的历史。而有了作为戏剧文学的剧本创作,就为演出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和创造提供了推力。这些新剧本题材广泛,涉及社会、家庭、宫闱、神话、历史等。编导们对古今中外文化资源进行了空前的大开发,比如将莎士比亚、大仲马、王实甫、鲁迅、包天笑等作家的作品引入越剧舞台,别开生面。不少剧作出现新的人物、新的表达、新的形式,拓展了社会生活反映的空间,注入了人文精神,“提高了越剧的文学水平和舞台艺术品位”,成为“新越剧”与旧越剧的重要区别。

正是有了这些编导,越剧《祥林嫂》的出现成为必然。1946年,南薇将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改编成越剧《祥林嫂》,他改编的初衷是什么?据他的同事肖章回忆:一、认定它适合越剧演出,由来自绍兴地区的实力派演员反映家乡的风土人物具有优势,特别是祥林嫂形象从年轻到年老经历一生沧桑,将赋能演员表演创新。二、此前话剧曾搬演《阿Q正传》载誉剧坛,据此认为改编《祝福》“不仅富有创新的意义,而且还深深地蕴藏着能通过越剧显示出的文学价值”。再加上袁雪芬的力挺与许广平先生的支持,具有“破圈”效应的越剧《祥林嫂》终于诞生。

开始一个阶段,编导专注于创作新戏,但一旦回望传统老戏时他们就感悟到:老戏新排大有可为,改造旧剧也是改革题中之义。

比如,《梁祝哀史》经袁雪芬和南薇、成容的重新整理,剔除糟粕污垢,增加祝英台诵读祭文,丰富了人物形象,二度上也有新的创作。他们重新解读《二度梅》(改名《梅花魂》),“使这些深入民间的旧剧,蒙上一层新的意识”,且同新作一样变分场为分幕的结构形式,去除幕外戏,设计了布景。虽为新的表达,但新中留根——“老戏中精华之处及原有越曲本质上的优点仍旧予以保留”。

舞台美术是定义“新越剧”的亮眼部分。它对艺术进行新的综合表达,也凸显越剧艺术向偏写实、重再现等方面衍化。以景物造型论,它不再是旧式舞台上“一桌两椅”或堂幔、软幕画景,而是采用话剧样式的布景。在导演的把握下,舞美创作人员用景因戏而异,不拘一格,勇于探索,大胆试验。从立体式的写实派装置到“样式化”装置、再发展到“小装置”。各种风格、派别和样式,诸如表现主义、新写实主义、构成派等层出不穷。他们不无自得地说:“甚至连话剧舞台上都不敢用的新派装置都出现在越剧舞台上了。”这样的景物造型,是“新越剧”引入话剧写实主义演剧理念的必然选择,它营造具象的戏剧环境,与不是高度程式化的表演冲突似乎不大,但是写实布景终究限制了舞台时空自由度,弱化了戏曲虚拟性。不过它的新奇性满足了观众视觉欣赏的需求,所以大受欢迎。

越剧有服装设计观念,始于第一位专职舞美设计师韩义。从此破掉了京剧衣箱制,破掉了主演任意置办“行头”的旧规。按戏设计角色专用的服装,借鉴了古代仕女画与考据历史上的服制,有朝代、民族之分,要求契合人物身份、职业、性格特征,在样式、纹样、配色、用料以及制作方面都与传统有别。当韩义第一次为演员抹上话剧的油彩后,油彩化装取代了水粉化装、梳古装头替换了贴片包头、改良胡须代替了髯口、脸谱及丑角鼻梁上的豆腐干都不见了……总之,以新的人物造型语汇和形式进行了诠释。当然,新锐们冲破传统程式时不免冒失、偏差,如一度废除水袖、高底靴等,但就像他们设计出的那顶前软后硬的张生巾沿用至今一样,更多的创新成果被保留下来,开启越剧自成一格的舞台美术。

对于越剧改革,社会评论一片否定声:“什么新越剧啊,胡闹吗?”戏班内部,因为唱惯了路头戏,对读剧本、对台词、天天要排练甚至用油彩化装等非常抵触。袁雪芬曾回忆说:“许多演员都不愿背台词而不来,她们说:干吗?教我们重新学做学生吗?”“同行不赞成新的,喜欢保守旧的,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袭击。”她喟叹道:“料不到自己会弄得独行沙漠,四顾无援。”

编导们从“外来客”变成自家人,编导演在“新越剧”构建中互融互哺。编导们向演员输出新的艺术观念和文化知识、挖掘创作能力、引荐他们到社会上观察生活的同时,也接纳他们的帮助,熟悉越剧传统曲调、唱腔、板式及演唱特点;从演员学演昆曲中领略传统戏曲的妙谛。他们浸淫其间而本事渐长。其中最出挑的当数南薇,这个曾经拨算盘的账房先生变成了一个会唱的编导。他在“边写边哼,哼哼写写”中进行创作。例如,《香妃》剧本写好后,“马上到后台在日夜场间唱念给大家听,每场人物出场的任务、情境和唱腔要求,他都谈了”。更绝的是,不仅袁雪芬一些戏的主要唱段他出口能唱,还将她《梁祝哀史》全套〔尺调腔〕唱腔教给了另一位主演。他心中有演员,下笔时想到如何让他们各展其长,甚至连唱词、韵脚都考虑到“谁能善唱临青韵,谁要避开铜钟韵”。

而当袁雪芬遭到政府打压时,这些编导没有“足将进而趑趄,口将言而嗫嚅”,而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她。袁雪芬说过,在她被抛粪包和收到后,“关键时刻瘦弱的南薇敢于挺身而出,揪住威胁者不放,与他们论理,并主动与田汉先生联系,呼吁进步力量主持公道。那种真挚的同志间的友情,真让人难以忘怀”。斯文书生,在淫威面前变成了热血勇士。

我听袁雪芬、范瑞娟回顾当年越剧改革时,她们总会说起这一细节——每当拂晓结束了排戏,她们和编导等一起咬着买来的大饼油条,其乐融融。我想,从大饼油条的酥香松脆中,他们一定也品咂到为“新越剧”打江山甘苦与共的滋味吧。

袁雪芬、范瑞娟等演员和编导们结成了共生关系,他们鱼水相依、呼吸相通、彼此成就,而共同成就的,就是他们心之所向的“新越剧”事业。(尤伯鑫)

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,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、国别合作,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、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。

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,总量稳居世界第二,同比名义增长10.3%,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.5%,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。

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,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,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。

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,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,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。

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,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,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,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,以乡村经营为抓手,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,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,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,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,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,战略上保持定力,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,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,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,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,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,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,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,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,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,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,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,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十年来的网络立法,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,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,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,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,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,社会关系和谐发展,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。

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,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,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。

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,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,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。

作者 adm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