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传统剧目。小歌班初期已有《十八相送》和《楼台会》两折。小歌班进入上海后才发展成大戏《梁山伯》,男班王永春、白玉梅戏班在 1919年3月15日,首演于上海第一戏院。后各越剧戏班常作连台本戏演出,剧名也叫《梁祝哀史》。1945年,袁雪芬与范瑞娟合作,演出了经初步整理的《新梁祝哀史》。该剧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摧残,语言上保持民间文学的特色,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,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,曾作为国庆二周年观礼剧目进京演出,党和国家、周恩来等出席观看。
1952年冬,该剧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获剧本奖、演出一等奖、音乐作曲奖、舞美设计奖,主演范瑞娟和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、张桂凤获演员二等奖、吕瑞英获演员三等奖。1953年,该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,由徐进、桑弧编剧,桑弧、黄沙导演,祝英台改由袁雪芬饰演。该片在国内放映,创建国以来上座纪录。 上海市于1954年8月25日起,在大光明、大上海等22家首轮电影院公映1 000余场,观众近155万人次(尚不包括二轮、三轮影院的场次和人数)。该片还发行到加拿大、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,仅在香港一地,共放映187天,观众达65万人次以上,打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。1954年7月,该片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,获音乐片奖;后又获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;
1957年,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~1955优秀影片奖。1954年,该剧又作为国庆五周年观礼剧目进京演出。1955年秋,上海越剧院携该剧赴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,德国总理格罗提渥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,曾出席观看。演出受到两国观众的欢迎,谢幕频频,在柏林的一次演出,剧终谢幕达28次。 该剧为上海越剧院优秀保留剧目,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,曾多次为访华的外国党政代表团和国家元首、政府招待演出,有剧种代表作之称。该剧舞台演出本先后被收入《戏曲选》、《中国地方戏曲集成·上海卷》、《华东地方戏曲丛刊》第一集、《越剧丛刊》第一集和香港万里书店出版的《越剧精华》第一集。作家出版社于1954年8月、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9年8月、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8年12月,分别出版了该剧的单行本。该剧的主要唱段多次被中国唱片社和音像出版单位,制成唱片和音带。 1952年年底,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开始拍摄。参与人员非常激动,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,彩色电影要翻倍。尽管财政紧张,但还是投入了拍摄。只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觉得技术上不过关,投资额大、数次建议改拍黑白片。 当时苏联专家明确地说:你们要拍彩色电影,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,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。 最后,能不能拍成彩色片的问题被提出,而且集中在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,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,这两只灯一闪一闪,总在眨眼,不能起到应有作用。电影厂决定改拍黑白片。于是,彩色布景和服装必须重新设计,大家在拆布景的时候,电工突然发现:掉头安装的阿克炭精灯可以正常工作了——原因就是装倒了这么简单。袁雪芬找到了当时的宣传部长夏衍,请他到摄影棚看看,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的彩色画面很明丽,于是,召开现场办公会,再次决定拍摄彩色影片。 最需要的时候,连上海市防空用的探照灯都借到了摄影棚,白天在这里支持拍电影,晚上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。 11个月的辛苦过去,影片竣工。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,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赏: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条件拍摄彩色片吗?现在拍出了,不是很值得总结吗? 其实,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被负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。当时普遍的国际对新中国抱有敌意,在文化方面,认为党中国压制文化发展,只会搞一些军事题材的宣传品。 1955年,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,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彩色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200多名记者被这样陌生而优美的文化刺激着,当时主要的国际转了风头:谁说党不要文化?新中国建国不久,就拍出了这样美丽的爱情彩色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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