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对于江浙一带的年轻人来说,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:幼年时的午后,陪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守在戏曲频道或收音机前,里面传来语音相仿却全然不解其意的唱词,心中则在嘀咕这出戏到底要演多久,唯恐耽误五点档的日本动画。老人家丝毫不知道身边小孩子的抱怨,每每陶醉于婀娜的身段和柔美的曲调,并兴致勃勃地哼着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,似一朵青云刚出岫。”

2011年,袁雪芬逝世,前来送行的戏迷从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一直排到一层入口处,追悼会10时开始,有些戏迷凌晨5、6点就赶到了,前来送行的戏迷大多满头白发,不少女戏迷纷纷落泪。时任中央局委员、上海市委的俞正声亲自出席追悼会。当昔日“越剧十姐妹”之一、90岁高龄的徐玉兰被搀扶入场时,全场更是达到。徐的出场勾起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忆,触发了戏迷对越剧昔日辉煌和巨星的。

其实这一切要从越剧的诞生说起,越剧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剧种,明中叶以来地方文化、游逸享乐之风便渐积壮大,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如此。文坛的“性灵说”、董其昌为首的华亭画派,《金瓶梅》、《三言两拍》等作品的出现正是社会风气的反映,世家子弟结社之风盛行,流连于瓦舍勾栏,怀拥秦淮八艳,社会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。戏曲无疑是大众文化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,汤显祖、孔尚任的创作将明末清初的戏曲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,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戏曲理论著作—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。可恋恋红尘的生活就如清初著名才子金圣叹罹难一般,被拦腰斩断。清王朝作为异族政权,对汉族士绅所创造的大众文化有天然的拒斥,而且满清统治者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,正是受颓废逸乐的奢靡之风所害。于是政府全力进行道德宣教、倡导禁欲主义,并获得儒家精英的支持。

戏曲文化迅速衰落,以“淫戏”的名义被查禁,而且女性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,她们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生活,不准进入公共经营场所。到乾隆末年,徽班进京引起轰动,随着不断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气候,贴合京官士大夫的口味,“京戏”成为国家扶植和倡导下的中国第一大戏,并伴随着男性话语和权力支配的体系向社会上层扩散。毫无疑问,京戏是男人戏,即使到了20世纪,旦角取代老生成为观众新宠,其扮演者依旧是男性。号称国粹的京剧,是特定文化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剧种,就性别意识和戏曲文化的流变而言,京剧的诞生和繁荣相反是一种非常态。

这样的状况到了晚清,中国发生了明显改变,西力东侵、西潮冲击,清廷的权力再也无法深入毛细管之中,它对基层社会和文化的控制不断受到腐蚀。为糊口而生的地方小戏在江南农村经济的土壤上催生出来,比起官僚文化的京戏、大戏,更符合观众的口味和经济承受能力。浙江嵊县的小歌班就是其中之一,由此展开了越剧的百年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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